“你可知道,朋友,”他说,“我们不恋爱,就等于睡大觉。我们是凡夫俗子……可是我们一旦恋爱,就变成神人了,就纯洁得像创世的第一天……”
在巴格拉季翁部队里,人们对个战局毫无所知,他们谈论和平,但不相信和平有可能实现;谈论打仗又不相信战斗在即。
“卡里,马拉,塔法,萨菲,木特尔,卡斯卡。”他咿里哇啦乱说一通并且极力说得有腔有调的。
“嗬,嗬,嗬!哈,哈,哈!呵哈!呵哈!”士兵们哄然大笑,笑得那么爽朗、快活,笑声自然而然地越过散兵线传染给了法国人,在这场大笑之后,似乎应该把弹药从枪炮里卸下来,把它销毁,赶快各自回家。但是枪炮仍然装着弹药,房屋和堑壕的枪眼仍然威严地瞪视着前方,卸掉前车的大炮仍然互相瞄准着对方。
一会儿他想,他要是看见这个矮小体弱的、骄傲的人在他的手枪瞄准下惊慌的神情,施该多么高兴，一会儿他又奇怪地觉得，在他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像这个他如此憎恨的副官使他那么希望成为他的朋友的。
无论将军、军官还是士兵,人人都觉得正在完成一件非同小可的、重大的、庄严的事情。每位将军和士兵都意识到自己是沧海一粟,因而感到自己渺小，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感到自己强大。
在钟表里,无数各式各样的齿轮和滑轮的活动，其结果仅仅是时针均匀缓慢的移动，同样，十六万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复杂活动他们所有的热情、愿望、悔恨、屈辱、痛苦、激情、骄傲、恐惧、喜悦等等的活动，其结果仅仅是奥斯特利茨战役，即所谓三皇大战的失败，也就是世界历史的时针在人类历史的表盘上缓慢的移动。
安德烈公爵走进房来，在她睡的沙发末端停下。一对发亮的眼睛望着他，没有改变表情，仍然流露着孩子般的恐惧和不安。“我爱你们所有的人，我对谁都没做过坏事，干吗叫我受苦？救救我。”她的表情好像在说。她看见了丈夫，但是她不明白他这时在他面前出现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公爵绕过沙发，吻了吻她的额头。“我的心肝，”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上帝是慈悲的……”她用疑问的、孩子般责备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等待你救我，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连你也是这样！”她的眼睛这样表示。她对他的到来并不惊讶；她不明白他是刚到的。他的到来对她的痛苦和减轻痛苦毫无关系。阵痛又开始了，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为安德烈公爵离开房间。
不过,皮项尔不知道,那个向他献面包和盐并且建造彼得和保罗侧祭坛的地方,是一个每到圣彼得节就逢会的村镇,这个村镇的、去见他的富裕农奴早就在兴建侧祭坛了,而那些占村镇十分之九的农奴都一货如洗。他不知道,按照他的命令不再派喂奶的妇女服徭役，而她们在自己的份地上做最苦的活儿。他不知道，那个手持十字架去迎接他的神甫，对农奴课以重税，压榨他们的膏脂，他所招收的学生是学生的父母流着眼泪送到他那儿，然后又用大笔金钱赎回来。他不知道，按照统一图样建造房子，是由农奴出的劳动力，因而加重了农奴的徭役，减轻徭役只不过是在纸上说说而已。他不知道，主管给他看的帐簿上表明，遵照他的意志，代役租减了三分之一，而实际徭役租却增加了一半。因此,皮埃尔对他巡视田庄感到心满意足，完全恢复了他在彼得堡时那种乐善好施的心情，于是给他的师友（他这样称呼会长）写了一封兴味盎然的信件
总管是一个非常恐蠢而且狡猎的家伙,他完全了解又聪明又天真的伯爵,拿他当玩具似的耍弄,他看到预先安排的接待对皮埃尔产生了影响,就更坚决地向他证明解放农奴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不必要的,因为农奴不解放也过得很幸福。
皮埃尔内心也同意总管的说法:很难想象有比农奴更幸福的人了,获得自由的农奴天知道会是什么光景;但是皮埃尔虽然勉强而仍然坚持他认为正义的事情。总管答应尽一切努力执行伯爵的意志，他十分清楚，伯爵不惟永远不会检查他是否想尽办法出售森林和田庄，是否还清地方当局的债务，而且大概也永远不会过问和追查盖好的房子为什么老空在那里，农奴为什么还像别的农奴一样继续以摇役和现金的形式交出他们所能交出的一切。“是的,我们都知道,自己认为是恶的事情,不能施加于人。”安德烈公爵越来越兴奋了，看来他想对皮埃尔说出自己的新观点。他用法语说：“我认为，在生活中只有两种实在的不幸：受良心责备和疾病。只要没有这两件坏事，就是幸福。我活着，光为了避免这两件坏事，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哲学。”
“主要的是,我厌恶自己，当时我不吃不喝,不洗脸…您呢?您怎么样?……”
“干吗不洗脸啊，太不卫生了，”安德烈公爵说“我办不到，将军，我办不到是因为法律比我更有力量。”皇上说
苹果成熟了就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吗?是因为茎干枯了吗?是因为太阳把它晒干了吗?是因为它太重了吗?是因为风吹了它吗?是因为树下有一个小孩想吃它吗?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每个重大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腐败等等原因，站在树下的小孩却认为，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且为此做了祈祷,所以它才掉下来，植物学家和小孩都同样正确。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愿意去，说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的人，也对也不对，同样，一座被刨倒的一百万普特的山之所以倒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刨了最后一下,说这话的人也对也不对。在各种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也正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关系极少
不要以为不幸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
“心里，心里难过。”玛丽亚公爵小姐揣测着说。他肯定地鸣吗了几声，拿着她的手在胸口上各个部位按来按去，好像寻找一个真正她要着寻找的地方。“整个的心！都在惦记你………整个的心。”在这之后，他的发音比刚才好得多，清楚得多了,因为这时他相信人们了解他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把头贴在他手上，极力隐藏自己的哭泣和眼泪。
“谢谢你……女儿，好孩子……为了一切，为了一切，谢谢……原谅……谢谢，原谅……谢谢！…”泪水从他眼睛里流出来。”去叫安德留沙。”他突然说，一说出这个要求，他脸上就露出孩子似的胆怯和不信任的神情。仿佛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至少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是这样。
人类的聪明才智不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人类只有在他从某种运动中任意抽出若干单位来进行考察时，才逐渐理解。但是,正由于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不连续的单位，从而产生了人类大部分的错误。
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诡辩”,说的是阿奇里斯1永远追不上乌龟,虽然他比乌龟走得快十倍:阿奇里斯走完他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在他前面就爬了那个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奇里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爬了那个距离的百分之一，如此类推,永无止境。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阿奇里斯追不上乌龟这个答案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把运动任意分成若干不连续的单位，而实际上阿奇里斯和乌龟的运动却是连续不断的。
把运动分成越来越小的单位,这样处理,我们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却永远得不到最后的答案。只有采取无穷小数和由无穷小数产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级数，再求出这一几何级数的总和，我们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已经有了处理无限小数的技术,其他一些更复杂的、过去似乎无法解决的运动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了。
这种古代人所不知道的新的数学分支，用无限小数来处理运动问题，也就是恢复了运动的重要条件，从而纠正了人类的智力由于只考察运动的个别单位而忽略运动的连续性所不能不犯的和无法避免的错误。
在探讨历史的运动规律时、情况完全一样。
由无数人类的肆意行为组成的人类运动,是连续不断的。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了解不断运动着的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的规律，人类的智力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罢史学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任意粘来几个连续的事件,部立地考干单位。成其中某一事件、其实,任何一个事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开头,因为一事件永远是另一个事件的延续。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国王或统邮的行动作为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加以考察,其实，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永远不能用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来表达。
历史科学在其运动中经常采取越来越小的单位来考察,用这种方法力求接近真理。不过,不管历史科学采取多么小的单位,我们觉得，假设彼此孤立的单位存在,假设某一现象存在着开头,假设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可以代表所有人们的肆意行为,这些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历史结论,批评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其土崩瓦解，丝毫影响都不会留下,这只消批评家选择一个大的或者小的孤立的单位作为观察的对象,就可以办到了;批评家永远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任何历史单位都是可以任意分割的。
只有采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也就是人的共同倾向,并且运用积分的方法(就是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
人们抛下他们的日常职业，从欧洲一边跑到另一边,抢劫和互相屠杀，胜利和陷人绝望，几年之间，整个生活的运行改变了,出现一种先高涨后衰退的激烈运动。这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人的智慧不禁要问。
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向我们讲述巴黎城内一座建筑物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称这些言行为革命;然后写出拿破仑和某些同情他或故视他的人的详细传记;讲述这些人之中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并且说:这就是运动的起因,这就是运动的规律。为了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不敢说用这种方法了解历史的规律究竟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途径上所用的精力还不及史学家在描述帝王将相的各种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见解所用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对弟兄们、对爱他人的人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传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在消灭一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会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犹如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触摸。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消沉，对悬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死亡乌云闭起眼睛，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地保护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受到带侮辱性的、引起疼痛的接触。所有这一切:街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该去用餐的提醒,使女请示准备什么衣服;还有更坏的听到不诚恳的、轻描淡写的同情话，所有这一切，都刺痛着伤口，都好似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俩极力倾听那在她们想象中仍未停息的可怕而严肃的合唱所必需的宁静,妨碍她们谛视那在她们面前昙花一现的神秘的、无限的远方。